我是黑五類，居然還敢去搶槍

很多年過去了，有些事情的年月已經模糊，有些人的名字也需要慢慢回想。

但對冉茂芹來說，有些畫面始終沒有消失。

一間大課室。

一群被稱作「牛鬼蛇神」的人。

一輛被徵用的公共汽車。

一座軍火庫。

從窗口跳下去時，腳下下過雨的稀泥和芭蕉樹。

一塊鋪著花街磚的地板。

一聲槍響。

一個人倒下去。

文化大革命對他而言，不只是歷史書上的一場政治運動。

那是他真正活過的一段人生。

而在這場政治風暴開始之前，他其實已經背負著一個極為不利的政治身分。

冉茂芹的父親冉鵬曾任國民政府文職官員，1949 年赴台。父親的政治背景，加上人在台灣，使留在中國大陸的冉茂芹被歸入極為不利的「黑五類」家庭出身。

這並不是他自己做出的選擇，卻成為他青年時代無法擺脫的政治標記。

也正因如此，幾十年後回想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竟然參加造反派，甚至被捲進一場搶奪軍火庫槍支的事件時，冉茂芹自己都忍不住笑著問：

我那個時候到底在想什麼？我是黑五類，居然還敢去搶槍。

這句帶著自嘲的話，或許也道出了他那段歲月最難以簡單解釋的地方。

他既是政治出身極為不利的人，也是紅旗派的參與者。

他曾經跟著造反，也曾經被造反運動反過來清算。

他曾站在人群裡，也曾掛著黑牌走在被批鬥的隊伍中。

而當時的冉茂芹，本來只是一名劇團美工。

一個無法選擇的家庭出身

要理解冉茂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處境，必須先理解他的家庭背景。

他的父親冉鵬曾在國民政府擔任文職官員，1949 年去了台灣。

冉茂芹則留在大陸。

在之後高度強調階級成分、家庭出身和政治歷史的年代，父親曾在國民政府任職，而且人在台灣，足以讓一個留在大陸的兒子承受長期的政治壓力。

一個人的父親是誰，做過什麼工作，1949 年站在哪一邊，甚至去了哪裡，都可能影響下一代的升學、工作和政治待遇。

冉茂芹因此背負著非常不利的「黑五類」家庭背景。

這個政治標籤並不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才突然出現。

在文革以前，它就已經存在。

所以，後來的故事並不是一個政治背景原本安全的青年，先加入造反派，之後才突然被打成「壞分子」。

恰恰相反。

冉茂芹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的家庭出身是一個問題。

然而，當文化大革命席捲整個社會時，他仍然和周圍無數人一樣，被捲進了政治運動。

牛棚裡的理髮師

文化大革命期間，冉茂芹曾有一段時間被集中關押。

他回憶，那是一間很大的課室。

當時人們把這種關押場所叫作「牛棚」或「牛欄」。

裡面關著各種各樣的人。

有幹部。有知識分子。有醫生。

也有被當時政治語言統稱為「牛鬼蛇神」的人。

其中有一名醫生自殺死亡。

冉茂芹記得，醫生的兩個兒子來收拾父親留下的簡單行李。

沒有太多話。

只是把遺物帶走。

在那個年代，這類原本應該令人震驚的事情，似乎逐漸變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有人被抓進來。

有人突然不見了。

家屬來領走東西。

沒有人知道下一個會是誰。

被關了一個月左右之後，裡面的人大多已經蓬頭垢面。

冉茂芹用廣東話形容，是「烏哩巴渣」——人又髒又亂，頭髮也不知道多久沒有剪了。

這時，有人突然想起來：

這裡不是有一個劇團的美工嗎？

於是大家找冉茂芹幫忙理髮。

一個原本拿畫筆、畫佈景的人，就這樣成了牛棚裡的理髮師。

那些被稱為「牛鬼蛇神」的人，在被關了一個多月之後，第一次能夠好好剪一次頭髮，就是由他動手。

多年後，他說起這件事情，甚至還會笑著說：

我那個時候還做過理髮師。

但回頭看，這並不只是一個有趣的小插曲。

在一個極度失序的年代，人還是會本能地想保存一點普通生活的樣子。

洗一個澡。換一件乾淨衣服。剪一次頭髮。

原本最平常的事情，在那種環境裡，也可以成為難得的片刻。

從冉茂芹到「冉鑄」

隨著政治運動愈演愈烈，肇慶也逐漸分裂成不同的政治派別。

在冉茂芹的記憶中，當地最主要的是紅旗派和東風派。

他參加的是紅旗派。

這形成了一個日後連他自己都覺得難以理解的矛盾：

一個背負著極不利「黑五類」家庭出身的人，卻投入了當時激烈的造反運動。

至於他當時為什麼加入紅旗派，現有的口述並沒有提供一個簡單明確的答案。

也許六十年之後，連當事人自己都已經無法完整解釋。

但可以確定的是，在那個年代，政治已經滲透進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甚至進入人的姓名。

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多人給自己改一個更具有「革命性」的名字。

冉茂芹也改了。

他當時對陶鑄很敬重。

陶鑄長期在廣東擔任重要職務，文革初期一度進入中央高層。

於是，冉茂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

冉鑄。

「鑄」，就是陶鑄的「鑄」。

熟人也開始叫他「阿鑄」。

今天看來，一個成年人因為政治風潮而改掉自己的名字，似乎很難理解。

可是當時，政治並不只存在於北京或報紙上。

它就在你的工作單位裡。在你的朋友之間。在你屬於哪一派。在你喊什麼口號。甚至在你叫什麼名字。

幾乎沒有人可以真正置身事外。

「老冉，搶槍了！」

肇慶兩派武鬥逐漸升級後，雙方開始爭奪重要建築和制高點。

一些較高的樓房、政府機構和其他重要場所，被不同派別分別佔領。

再後來，事情發展到了搶槍。

那一天，冉茂芹本來很累。

他回到劇團宿舍，想躺下來睡一會兒。

外面一直很吵。

他心裡想，又在吵什麼？

乾脆把門關上，不想理會。

沒有多久，門突然被推開。

有人衝進來大喊：

老冉！搶槍了！搶槍了！

他還沒有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就被人拉出了宿舍。

外面已經有一輛公共汽車。

在那個年代，造反派需要用車，公共汽車也可能直接被叫來使用。

一群人把他拉上車。

車子穿過肇慶市區，經過主要道路和百貨公司，再往七星牌坊方向開去。

繼續往西走不久，冉茂芹看見了一個異常的場面。

稻田已經收割。

田裡、公路兩旁，到處都是人。

很多都是中學生紅衛兵。

人群交頭接耳。

有人跑來跑去。

他這才知道：

前面有一座軍火庫。

已經有人爬進去了。

被硬頂進軍火庫

軍火庫建在一個小山坡旁。

當地的中學紅衛兵一看到冉茂芹來，似乎立刻把他當成了一個有經驗的人。

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紅衛兵大量到全國各地串聯。

一些北京紅衛兵領袖在全國有很大的名聲，因此地方上的青年對「北京來的紅衛兵」往往帶著特殊的敬畏。

冉茂芹的普通話和一般廣東本地人的口音不完全一樣，再加上他當時用了「冉鑄」這個名字，有人竟然把他當成了北京南下的紅衛兵。

有人見到他，就說：

就等你來了！

冉茂芹還莫名其妙：

等我幹什麼？

原來已經有兩個人爬進軍火庫，但是入口不好進。

幾個年輕人圍過來。

五六個人在下面把冉茂芹往上硬頂。

就這樣，把他從窗口送進了軍火庫。

他進去一看，裡面已經有兩名紅衛兵。

一個高個子。一個矮一些。

兩個人正在不停地把槍、子彈和其他軍用物資搬到窗口。

然後往外扔。

窗戶下面全是人。

有人搶槍。有人搶彈藥。

拿到東西後就往公路旁跑，等著裝上車運走。

整件事情發展得非常快。

沒有人停下來。

也幾乎沒有人有時間問：

這件事情最後會變成什麼？

幾十年後，再重新講起這一段，冉茂芹自己都忍不住笑。

他問：

我那個時候到底在想什麼？我是黑五類，居然還敢去搶槍。

一句話，像是在嘲笑年輕時的自己。

但笑聲後面，其實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他並不是一個政治背景「根正苗紅」、覺得自己無論做什麼都很安全的青年。

恰恰相反。

父親曾任國民政府文官，而且去了台灣。

他自己很清楚，這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家庭背景。

可是在那個席捲一切的政治浪潮裡，他仍然參加了紅旗派。

然後又在一個本來只是回宿舍睡覺的下午，被人從床上叫起來，拖上一輛公共汽車，再被五六個年輕人硬生生頂進一座軍火庫。

一步接著一步。

直到自己已經站在裡面。

那時候，他沒有機會站在歷史外面分析自己。

歷史已經把他捲進去了。

從窗口跳進泥地

沒有多久，軍火庫裡的兩個人突然說：

來了！來了！

有人拿鑰匙從正門進來。

按照冉茂芹的記憶，那是一名部隊幹部。

究竟是連長還是營長，他已經記不清楚。

對方是來抓人的。

軍火庫裡的三個人沒有其他出口。

只能往窗口跑。

他們先後從窗戶跳了出去。

下面不是乾燥的平地。

房子旁邊長著芭蕉樹。

前幾天又下過雨。

地上全部是稀泥。

三個人一跳下去，直接落進泥巴裡。

部隊的人趕過來要抓他們。

但下面的紅衛兵也全部湧了上來。

人群與部隊搶人。

混亂之中，冉茂芹等人被拉走。

他跑出了那個地方。

身上都是泥。

當時，他還不知道：

這場「搶槍」，日後會成為自己文革期間最嚴重、也最具體的一項政治罪名。

「搶槍」成了新的罪名，舊的標籤從來沒有消失

政治風向再次改變。

到了「清理階級隊伍」時期，很多人在前一階段參加過的政治活動被重新翻出來追查。

對冉茂芹而言，「搶槍」成了最直接的罪名。

他被定為「黑幫分子」。

掛黑牌。遊街。批鬥。

回到劇團後，又和其他被劃為「黑五類」以及被稱作「牛鬼蛇神」的人一起關押。

男女都被集中在一個大房間裡。

開始是天天批判。開批鬥大會。拉出去遊街。

後來沒有那麼多批鬥和遊街了，就去勞動。

拉手推板車。拉泥。拉土。

需要煮飯，就去運米。

醫院、電影院、書店、劇團等文化系統不同單位裡被打倒的人，有時候又被集中在一起開批判大會。

幾個月以前，他還是紅旗派造反運動的參與者。

現在，他已經站在被批鬥的一邊。

但有一點需要區分。

冉茂芹並不是到了「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才第一次具有不利的政治身分。

他的「黑五類」家庭出身一直存在。

父親曾在國民政府任職並赴台，始終是他政治檔案中無法擺脫的一部分。

「搶槍」並沒有取代這個家庭背景。

而是在原本已經十分不利的政治出身之上，又增加了一個屬於他自己行動的罪名。

一邊，是他無法選擇的父親與家庭歷史。

另一邊，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真正做過的事情。

兩者疊加在了一起。

這也是多年後，他會笑著問自己：

我是黑五類，怎麼還敢去搶槍？

在鼎湖山，和「最大的走資派」一起勞動

之後，冉茂芹又被送到鼎湖山。

當時，鼎湖山附近一所農業學校被騰出來，用來集中關押肇慶地區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

冉茂芹也被送到了那裡。

主要就是勞動。

他記得，被關在一起的還有肇慶地區的地委書記陳佳。

按照當時的政治語言，陳佳被稱為肇慶地區最大的「走資派」。

原本是地區最高層的幹部之一。

現在也和其他被打倒的人一起勞動。

這種身份的巨大翻轉，給冉茂芹留下很深的印象。

今天是書記。明天是「走資派」。

今天是造反派。明天是「黑幫分子」。

而有些人的政治身分，甚至不是從某一場運動才開始的。

它可能從家庭出身開始，就一直背在身上。

冉茂芹就是如此。

夜晚，不知道子彈從哪裡飛來

武鬥最激烈的時候，冉茂芹還曾住在一棟三層樓的老房子裡。

在他的記憶中，那座房子原來與國民黨將領張發奎有關，像一座別墅。

他們住在三樓。

外面有一條走廊。

夜晚如果有燈，人只要從走廊經過，外面就看得很清楚。

而那時候，晚上經常有人打冷槍。

「砰！」

沒有人知道子彈究竟從哪裡來。

也不知道下一槍打的是誰。

冉茂芹和其他人覺得太危險，就把房門卸下來。

用門板擋住走廊，做成一個非常簡單的掩體。

至少人在裡面來回走動時，不會完全暴露在外。

跟他們住在一起的，有一個退伍軍人。

個子很高。長得也很俊朗。

冉茂芹甚至曾經跟他開玩笑：

你這個樣子，做演員都可以。

一天晚上，外面又傳來零星槍聲。

這名退伍軍人趴在兩塊門板交叉留下來的一個三角形空隙裡，往外看。

其他人一看到就覺得危險。

趕緊喊他：

不要看！快點回來！

話剛說完——

砰！

一聲槍響。

冉茂芹看到血一下子從那個人的頭上噴出來。

身體猛地挺起來。

像彈簧一樣。

然後整個人倒下去。

他翻了一下，趴在地板上。

多年以後，冉茂芹仍然記得那個地板。

是廣東老建築裡很常見的花街磚。

一塊一塊帶著花紋的水泥地磚。

血就在上面。

用拉貨的手推車，把人送去醫院

樓下的人聽到槍聲，全跑了上來。

大家把傷者抬到一樓。

先放在一張大的乒乓球桌上。

簡單包紮。

那個時候，沒有一輛救護車可以隨時叫來。

大家找到的，是一輛平常拉貨用的雙輪手推板車。

兩個輪子。前面兩根把手。

人就躺在上面。

一群人拉著車往醫院趕。

送去高要縣醫院。

也送到地區醫院搶救。

最後，仍然沒有把人救回來。

前一天還在跟你講話的人。

剛才還有人笑著對他說，你長得這麼好，可以去做演員。

一聲槍響以後，人就沒有了。

一邊喊「毛主席萬歲」，一邊中槍

冉茂芹還記得另外一次武鬥。

當時，紅旗派佔領了一座地區招待所。

建築外圍有城牆。

到了晚上，裡面的人要站崗。

一些中學生紅衛兵也來幫忙。

有一天深夜，對方的人從外面的城牆摸了上來。

其中有退伍軍人。當過兵。會用槍。也懂得怎樣接近對方的陣地。

紅旗派這邊的年輕紅衛兵躲在花壇附近。

雙方突然遇上。

槍立刻響了。

其中一個年輕紅衛兵一邊開槍，一邊喊：

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萬歲！

他打中了對面一名退伍軍人。

自己也中了好幾槍。

之後，又是那種雙輪手拉平板車。

現場還有一名醫生幫忙搶救。

大家連夜把傷者拉去醫院。

那名退伍軍人最後沒有救活。

中槍的年輕紅衛兵卻活了下來。

後來還被送到廣州繼續治療。

冉茂芹日後曾經再次見過他。

在那個年代，人的生與死，有時候就隔著幾厘米的位置、一個低頭的動作，或者一顆子彈飛來的方向。

一個畫家記住的，往往是畫面

多年以後，冉茂芹再次談起文化大革命。

他最先想起的，常常並不是那些宏大的政治名詞。

而是一個個非常具體的畫面。

牛棚裡一個月沒有剪頭髮的人。

一把替「牛鬼蛇神」剪頭髮的剪刀。

一輛被造反派徵用的公共汽車。

收割之後站滿中學生的稻田。

軍火庫的一扇窗口。

一支一支被扔出去的槍。

窗口下面的芭蕉樹。

雨後的稀泥。

胸前的黑牌。

拉泥、拉米，也拉傷者的手推板車。

鼎湖山。

夜晚不知道從哪裡射來的冷槍。

還有花街磚上的血。

也許因為他終究是一個畫畫的人。

他的記憶，也常常以畫面的方式留下。

人的臉。光線。動作。

一個人中槍倒下之前的姿勢。

一個房間的形狀。

一塊地板的花紋。

很多當年喊過的政治口號，他後來已經未必能完整記得。

可是那一聲槍響，他記得。